揭秘翻译行业为何曾在东北老百姓心目中名声败坏

2019-06-11 19:52:08 来源: 双鸭山信息港

  核心提示:翻译这个行业,当时在东北老百姓心目中名声很臭。因为日伪统治时期,日本人的翻译官到处欺压百姓,老百姓苦不堪言,怒称翻译官为“翻译狗”。

  前瞻性地创办了外语学校

  1946年春夏之交,刘亚楼受命于危难之际,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。鉴于东北战场面临的局势,部队都是大兵团行动,游击战司令部的工作方法已不能适应作战要求,刘亚楼决定翻译出版《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》,并结合部队实际亲自讲解。

  刘亚楼忙里偷闲,从俄文中翻译《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》。当年跟在他身边的参谋郭瑞乐说:“刘参谋长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,晚上便翻译俄文版的《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》。他一边阅读原文,一边口述中文,要我和总部另一位参谋叶云龙轮流记录,记完后稍加整理,作为译文初稿送他审定。花了二十来个晚上译完后,很快就出书了。发到全东北团以上各级司令部,参谋人员人手一册,作为参谋业务学习的教材。”此外,刘亚楼还翻译过《斯大林论克劳塞维茨》等著述。

  刘亚楼深知以后不管打仗还是建设新政权,都要和苏联打交道。为了培养更多的俄语人才,他建议以迁东北的延安外国语学校的俄文系为班底,在东北建立一所规模更大的外国语学校。中共中央采纳了刘亚楼的建议,并指令他负责筹建。1946年11月7日,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属外国语学校在哈尔滨成立,由东总直接领导,刘亚楼兼任校长,东北局外事处处长卢竞如任副校长,一批懂俄语的干部相继来校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。学校属军事干校性质,专门培养军政翻译人员。

  翻译这个行业,当时在东北老百姓心目中名声很臭。因为日伪统治时期,日本人的翻译官到处欺压百姓,老百姓苦不堪言,怒称翻译官为“翻译狗”。东总的参谋训练队,此时也在外国语学校里开办,他们中间有个别学员受到这种影响,骂外国语学校的学员是“翻译狗子”,讥笑学员在校园说俄语、诵俄文是“放洋屁”。

  刘亚楼经常给参谋训练队讲课,很快就知道了这事。他严肃地批评了参谋学员,并不失幽默地指出:“你们学的教材,都是我从苏联军事书刊上译过来的,你们说‘放洋屁’,不放这‘洋屁’,你们什么也没有!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翻译过来的,谁能说这是‘放洋屁’?”如此一席话,让参谋学员们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

  学员来自五湖四海,以部队人员和解放区青年居多。刘亚楼指示要多吸收东北一些知识青年入学,并就此解释:国共两党正在争夺东北,当地群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还缺乏认识,一些知识青年处于观望状态,外国语学校吸纳他们,对争取将来的胜利关系极大。刘亚楼着重讲了外国语学校的主要任务和努力方向,亲自抓办学方针、方法和校风。就连师生的着装等小问题,他也关心上了。师生们都身穿黄色军服,胸前佩戴“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属外国语学校”的校徽,英姿飒爽,朝气蓬勃。

  1946年底,国民党军疯狂向北满进攻,战局吃紧。外国语学校随同总部迁往松江省佳木斯市后,东北局和东总根据刘亚楼的建议,任命东北大学副校长张如心兼任外国语学校政治委员,相应提高学校规格。办学条件艰苦,刘亚楼亲自出面解决。为了让学校的师资建设上台阶,刘亚楼请来李立三的夫人李莎(苏联人)来校当俄语老师,并在当地聘请了同情中国革命的苏联侨民舍列波娃、库兹尼佐夫和帕涅文等人任教。

 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拿出偌大气力来筹办外国语学校,虽有中央决定,但筹办人如无远大战略眼光,也很难做出成效。

  刘亚楼要求外国语学校,不仅要在政治和业务上对学员严格,还要在较短时间内出人才。根据他“不要死板正规办学”的指示,学校一年四季招生,一年四季也都有学生毕业。

  当时也有一种担心,学外国语言时间太短,今后管不管用?刘亚楼找来有不同意见的张天恩等教职人员谈话,在耐心指出建立外国语学校与党的战略意图紧密关联后,说:“我们现在的问题是,要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翻译人才,满足战争和建设的需要。因此,学员只要掌握一定数量的词汇和基本语法,出去边实践边学习,工作一逼就上去了,这就叫在工作中成长。”

  1947年7月,随着北满局势日趋稳定,学校迁回哈尔滨,当年底迁往市郊马家沟新址,校舍在日伪时期日本女子高等学校的红楼内。学校环境优美,红楼在层层绿树环抱之中,可谓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。不久,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,学校又迁到市内南岗大直街一栋白楼内,后改建成高等学府(后改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,1958年经扩建更名成立黑龙江大学)。

  战事紧张,学校几经来回搬迁,刘亚楼军政事务繁杂,却仍不忘解决学校的困难,在办校经费和设备供应上大力支持。1948年11月东野提前入关时,刘亚楼找来学校政治处主任王季愚,说:“我要进关了,给学校四辆汽车吧!”

  到解放前夕,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(简称哈外专)在校生达1500余人,中国教师五六十人,外籍教师有近百人。哈外专在学校体制、教学经验、师资队伍等方面,为新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外语教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。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,新中国成立后,一批新型的、革命化的俄文专科学校和外国语学校才得以迅速地建立和发展起来。

  从延安调到满洲里担任对苏贸易办事处主任的郑拓彬(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外贸部部长),曾入哈外专深造。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阎明复,也是哈外专的学生,和刘亚楼夫人翟云英还是同学。阎明复到哈外专上学时只有16岁,是全校年纪小的学生,加上聪明伶俐,深得校长刘亚楼的喜爱。阎明复也牢牢地记得自己的校长刘亚楼,校长对他们的几次讲话,他至今记忆犹新,甚至能记述校长讲话时的神态和细节,说他讲课很有特色,不是坐着讲,而是背着手,在台上走来走去。

  毕业后在空军担任俄文翻译的赵中,清楚地记得1948年八一建军节时刘亚楼到校作报告的情景:“大礼堂座无虚席,刘校长讲得形象生动,为我们指明了今后的首要任务和努力方向。这次报告会,对我们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军事、政治和专业的思想教育。”

  别看哈外专没有特别大的名气,其培养的学生却个个好生了得。阎明复、郑拓彬不用说了,叶正大、叶正明(叶挺之子),叶楚梅(叶剑英之女)等人,也都在这所学校学过。学校毕业生口语好,政治素质较高,不仅为空军的翻译建设奠定了半壁江山,而且还为新中国的外交、国防科研、经济、教育、翻译等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。可以说,新中国成立后凡与“外”有关的部委办,其人员的履历表上很少没填这所学校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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